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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朱子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。
自然界(宇宙)是生命的母体,自然界的根本法则即实现为人的最高价值,成为人类真正的创造原则,并贯通于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之中。一个问题是,万物分之以为体与万物各具一太极是什么关系?换句话说,太极是否有分?第二个问题是,总天地万物之理,便是太极与一物各具一太极又是什么关系?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是不是万物各具之太极?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,但又不是一回事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,二者是完全统一的。这里,朱子运用了类型理论,说明理一与分殊的关系。至于分析与综合,更是互为前提、不可分离的。莫非忠也,恕则自忠而出,所以贯之者也。理一作为本体论的承诺,有超越的意义,却又不是世界之外的绝对实体,而是从分殊中体认出来的。
前夜所说,只是不合要先见一个浑沦大底物摊在这里,方就这里放出去做那万事。如草木,只是一个道理,有桃有李。在朱子看来,经验之物绝不是毫无实质内容的被给予,经验之物是真实存在的,是我们把握认识世界的真实的经验基础。
既然没有超越的理想世界,那就在现实世界中尽情享受吧,于是,人也就变成物化的人。二元论者可以将观念实体化,说成是独立的存在。或者还有一说,即认为理是精神,而精神是有时间性的。[34]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四。
因此,不能用来解释朱熹的思想。但是,朱熹在讲不杂的同时,明明又说二者不离,这就否定了理是独立的存在。
程颐所说的体用、显微,是指理与象而言的,至微者理也,至著者象也[36]。[38]可见,象是显义的,不是遮蔽意义的。那么,理先气后之说又是怎么回事呢?朱熹经常是又分又合地讨论理气关系,其中包含着不同层面的问题,即观念论的层面和存在论的层面。体则是作用何以发生的根据,它是用之体,不是用之外别有体。
无此物,则无此性[10]等等之说呢?可见,只有落在存在的问题上,才能将二者的关系真正说清楚。另一方面,其性其形又不外乎一身,即只能从物上说明。[47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十九。这才是朱子哲学的实质所在。
二元论认为,有两个世界:一个是精神世界(或观念世界),一个是现实世界。造作是一种能力、一种活动,是有时间性的。
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结局,但这绝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结局。[1]《经筵讲义》,《朱子文集》卷十五。
朱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解释理与物(气)的统一关系的。物是世界的基本存在,只有形而上之理不能成为一物,只有形而下之气也不能成为一物,物必须是理气之合。就其有形有象可以感知而言,可以说是现象。[26]《答王子合》,《朱子文集》卷四十九。他提出理气决是二物之说,就是为了强调理的意义和作用。他又将自然界的流行变化说成是与道为体,即体现道体,认为道体无所不在,道之体便在许多事物上。
从根本上说,这是一个世界的理论,而不是两个世界的理论。朱子是在两种情况下谈到理先气后的。
[44]既然如此,他为什么又主张体用合一呢?朱子所谓体用之分,同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一样,是解释世界的重要方法。否则,天地人物依据什么而存在?气又如何发育流行?可见,他不是从存在上论先后,而是从存在之何以存在的本体上论先后。
无间之说则进一步表明,象是理的功能、作用,亦即理的展开过程,理便存在此过程中,不在此过程之外。既然存于气中,当然就无所谓先后,这就不是观念的问题,而是现实存在问题。
体用范畴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,也是最有理论特色的范畴。从存在上说,理气无先后,有是理则有是气,有是气则有是理,无先后次序之可言[16](这方面的论述很多,不细举)。天地之间只有物(包括人),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[1]。[6]《答袁机仲别幅》,《朱子文集》卷三十八。
朱子从体用合一的观点论道体或道,这是给予世界存在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,很值得重视。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说法,其实只是论证角度和方法的不同。
这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一原无间[43]。但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理世界呢?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但是,朱子哲学同西方的观念论是有区别的。依前一种回答,就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。
这与理气不相离之说是一致的,也是从时间上说的。先天的即是先在的,但是,仍有不同解释。[2]但是,理是生物之本,气是生物之具,这是朱子在理气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。按照实在论的解释,理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实在即理念,照前面所说,朱子并不认为有这样的理如一物般存在。
[39]又说:体用一源者,自理而观,则理为体,象为用,而理中有象,是一源也。其实,体用显微之分,则不能无也。
这就是西方的所谓主体哲学。因此,重新探讨理气关系,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
前一种说法是将观念论与存在论合在一起讲不离不杂,具有观念论的某些特征。至于用微与显说明体用关系,并不是说,在显现的现象背后,隐藏着不可知、不可求的本体,而是说,本体无形无象,故隐而不显,微而不著。